后真相的特征和对传播的影响和挑战 | 北大新传学硕考研真题详解30
北大胡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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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硕简答题第1题：后真相的特征和对传播的影响和挑战
答题思路
首先，从题目中就可以发现这道题是后真相时代相关知识的考察。在回答时，我们可以从根据后真相的源头、影响和挑战进行答题。同时也不要忘了给出应对方案进行延伸关于传播功能的观点进行介绍和对比。
其次，如何合理安排内容先后次序也值得引起注意。针对学硕，应该在答题的过程中体现自身的学术素养，可以在文章开头加入对功能主义的介绍等等，这样才能获得更高的分数。
2016年，《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设为年度词汇，《经济学人》在其发布的“Art of the lie”一文中对后真相进行解读，即“真相没有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只是变得次要了。”随着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政治事件的发生，“后真相”这一政治词语在当今的传播环境中被多次提及。
一、后真相的特征
“后真相”这个词中的“post”表示的是“超越”，也就是“真相”不再那么重要。这个词所反映出的是当前生活的一种典型状态，也就是“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产生更大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后真相虽赋予真相“次要”的重要性，却仍旧承认真相的重要性。
1. “大到不可知”——后真相时代中事实数量大增
在《知识的边界》一书中，戴维·温伯格根据事实的基本形式将事实分为三个阶段，指明我们已然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网络化事实阶段。其一大特点就是“大到不可知”。首先，可用事实的数量大增，使得公众随手获得的事实变多，以至于他们失去得出结论的能力，因为总是有其他事实支持其他的说法。其次，网络更加强化了公众本来的立场，使得人们更愿意确认他们已有意见的“事实”，并驳回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事实”。
另外，媒介对受众赋权使得舆论的主体多元化，受众占据更多的讨论空间，不论何种观点，网上都有人赞成或反对，使得网络永远不可能达到所有人都赞同的状态。公众都更倾向于坚信自己的真相，导致真相变得次要，而情绪表达变成主要。
2. “观点先于事实”——理性讨论让位于情感诉求
后真相并不代表真相不存在，而是真相在人们的观念序列中变得次要。证据、事实和真相不再能够左右人们对某一事物的看法，被迫让位于情绪、感觉以及迎合大众的立场与观点。从“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到“王凤雅事件”就可以看出，人们几乎不再去思考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的情感诉求被无限度地放大，逐渐淹没理性的讨论之声。与其说受众在呼唤真相，不如说他们在呼唤符合他们想象或期待的真相。
3. “解构议程”——以戏谑和狂欢表达为主，热点议题转化速度快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广大网民尤其是90后为主的年轻一代，拒绝严肃的话语方式，更喜欢用戏谑和狂欢为主的情绪化表达。他们在情绪主导的舆论场中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舆论的热点转化速度快。在这种环境中，公众在发表言论时通常缺乏理性沟通的基础，更愿意凭借自己的主观臆断去判定新闻事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新闻事实的曲解和重塑。在这种环境下，网友的肆意言语推进热点的转化，媒体的缺位导致使得真相让位于公众言论。
二、 后真相对传播的影响及挑战
后真相时代的典型特征是情绪大于事实，情绪传播变得更为突出导致关于事实报道的重要性退居其次，这颠覆了新闻业的基本原则，使得传播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挑战和影响。
1. 传播主体：传播生态转变，媒介公信力受到影响
传受一体化使得新闻专业从业者和公众之间相互渗透，而后真相时代中的受众还远未获得与这个庞杂的信息环境相适应的生存能力。他们大多充当着“新闻游牧者”的身份，以自我需求为中心，在多个平台间切换，找到需要的新闻，导致不负责任的情绪化言论、猎奇的吸睛事件增多，导致坚持事实陈述的信息生存空间被挤压。同时，传受关系的转变使得传统媒体角色发生变化，议程设置逐渐从媒体的议程设置变成媒介间的议程设置且议题设置能力弱化，导致传媒生态发生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媒介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2. 传播内容：内容缺乏准确性和真实性
无论是罗尔借女儿病情营销，还是上海女逃离江西等等，剧情一再反转，犹如一场场大戏。用户向新媒体迁移带来的最为直观的结果就是传统新闻机构利润的大幅下降，迫于财务的压力，传统媒体开始从社交媒体上获取话题新闻，其代价是牺牲了准确性和真实性。也就是说，传统媒体迎合读者的偏见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利基市场，使得传统媒体的专业和深度受到挑战。另外，丹尼斯·朗在《权力论》中指出，当前的权力已经变成一种“卡里斯马型权威”。传播者需要尽力获取影响力来到达权力的获取，而这就需要其生产符合受众喜好的内容，导致内容不再依据真相，而是受众的喜好。
3. 传播渠道：个性化推送加剧了后真相时代的影响
从媒介技术的发展角度来看，算法作为一种聚合式新闻组装与推送逻辑，无形中加剧了后真相时代的影响。
首先，平台为受众推荐他们可能会感兴趣的内容，从而获得点击率和阅读量，同那些精准投放的广告一样，这是基于商业逻辑的运行方式。这带来的问题是用户逐渐只能看到那些他想要看到的内容，而不是他需要看到的内容，使得观点和信息呈现一致化，造成“回音室”。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人沉浸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之中，享受着心灵共鸣，导致受众意见同质化程度加大，一旦出现重大事件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
三、 后真相时代中的应对机制
后真相时代中，情绪被放大，而真相被滞后。但是正是在这种时候，我们恰恰需要重新举起真相的大旗。因为后真相时代，并不是没有真相，而是我们接近真相的方式出现了漏洞。所以此时我们更需要重建一个接近客观性标准的框架，培养新闻素养、坚持新闻专业主义、重塑对真相的环境。
1. 组织微访谈：实现快速信息公开，引导群体共鸣方向
后真相时代中，社交媒体成为嘉宾与网民直接交流的互动平台。在舆情出现之后，政府、职能部门、主流媒体可以迅速加以关注，启动舆情应对系统。从而运用丰富的信息储备和专业优势鉴别舆论类型，预测舆论可能的走向。同时，对于那些容易诱发负面报道的舆论，政府和主流媒体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事实真相，从而迅速发布信息还原事实，疏导公众情绪。
2. 社会化媒体：不断完善自身的净化机制
社交媒体中舆情信息的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人们的意见和情绪容易受到媒体意见的左右，这就要求社交媒体内部能够积极建立自我净化机制，有效把控病毒式传播的影响范围。首先，社交媒体应该建立健全新闻报道的把关机制，防止谣言、煽动性舆情信息的扩散；其次，为了保证内容的优质生产和二次传播的有效性，媒体平台应该建立完善的安全认证机制，查证注册用户的有效身份信息，避免受众受到不良舆情信息情绪化感染的影响。
3. 政府：建构权威、共识的舆论话语体系
福柯认为，话语即权力。在自媒体盛行的年代，话语权被高度分散，权威性也被严重稀释，媒体再也无法以把关的方式来维持其客观形象，只能借助透明度来提高自身公信力。所以，当虚假信息和不实报道出现时，政府应该提供及时、权威、客观和可靠的消息，从而降低虚假信息的传播范围和速度。
后真相并非新媒体时代的专利，但技术的进步和媒介的进化或多或少得为后真相增添了助力。在这种环境下，因为受众更偏向于对情绪的表达，传播内容缺乏真实性等等原因导致舆论意见往往难以统一，导致媒介议程设置功能式微。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更不能放弃新的信息技术，或是放弃对真相的追求。真相依旧应该是我们追求的标准，我们必须正视并努力化解新媒体环境中的矛盾，不断对事实进行挖掘，防止舆论事件的恶化。
参考文献
胡泳. 《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
南塬飞雪，胡翼青. 《后真相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危机》
彭兰. 《更好的新闻业，还是更坏的新闻业？——人工智能时代传媒业的新挑战》
王秋菊. 《后真相时代的舆论特点、引导难点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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